不太冠冕堂皇的东西
今天把经验材料的框架又给捋了一下。有的地方删繁就简，有的地方稍微扩充了一下。具体的用词可能还会变，但是大致的样子应该就差不多定下来了。晚上开始看经验材料。先从已经有的开始看。反正我收集的材料里面和社保有关的可谓汗牛充栋。一边看一边把相关内容填到我已经设定好的框架里面。后面可能还需要补充一些我国社保政策变化的大的面上的内容。然后再把理论的“盖子”加好。这篇文章就可以开始写了。第一次用这种“搭积木”的方式写文章，也是挺新奇的。反正自我定位就是有趣有价值的小文章，心态上倒还是比较放松。
我发现我当年在田野里面感到兴奋的很多东西，后面真的是会用得上的。比如在番禺的时候和一个带领工友追缴社保的工人拉拉杂杂谈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在路上走，一直在淋雨。我那天还来例假。当时让我感到最有劲的信息是两个。一是该工人对劳工NGO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认可机构对自己的帮助，一方面又隐隐觉得机构在利用自己，为了追缴社保而被刑拘、乃至于丢工作，这件事非常亏。二是该工人对工厂其他工友不愿买社保这点表现得很无奈。他接受我访谈的那段时间是在一家劳工NGO里面做志愿者，经常被叫去跟工人讲自己追社保的经历。他觉得最难的其实是让工人相信社保的价值。于是跟我讲了半天怎么趁年轻男工人结婚向对方兜售“老婆生孩子如果你有社保就可以补一万块钱”这种事。这两个有劲的信息，第一个已经被我写掉了，主要讨论的是集体谈判活动中劳工机构和普通工人之间的不信任怎么产生。第二个就跟我现在想写的东西有关。劳工学者一般说起社保就会强调这是劳动者的权利。但是劳动者出于各种原因也对这个东西感情很复杂。
反正我一碰到这种一下子无法被纳入到某些“冠冕堂皇”的说法里面去的东西，就会兴奋。而且绕着绕着就会发现真的有东西可以写。也可以说我这人直感特别好。也可以说我这人太倔，就喜欢写这些奇怪的东西。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写。不过anyway，确实是觉得总有方法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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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猫还是不怎么对付，昨晚上新来的猫一直叫，还在客厅里搞出了好大的动静。早上一醒来我妈就说，不喜欢了，不养了。我爸自然是不太高兴，说人家得了癌症，把猫托付给我们，说不养就不养，也不太好。我妈就去找他们经常联系的宠物医院的医生，托付他再找个新的领养的人。没过多久竟然也找到了。
总之是非常无语。我妈这个人，说起来，年轻的时候脾气就不太好。想到一出是一出。不高兴的时候就会跟我说，“你趁早滚出去吧”、“你这种女儿我是可以不认的”。虽说都是气话，但气话老是这么随便乱讲，真的也挺让人不好受的。我以前觉得，一家人相处久了总有矛盾，难听话讲两句也正常的。到很后面才意识到不是这样的。家人之间真的也可以客客气气、温柔一点的。但我妈说她有抑郁症，晚上睡不好觉就要发作。那还能咋办？
我tm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睡不着了我就起来干活，白天累了再想办法找时间补觉。不然还能咋整。
今天把那本The Foucault Effect给翻完了。其实还是有点一头雾水。德菲那篇分析法国社保形成的文章相当有意思。他说的几个关键的点——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体系并不是工人的诉求，也不是工人运动的后果；社会保险体系的形成瓦解了工人群体内部原有的互助主义（mutualist）组织；法律权利问题被转换成技术问题——有保险之前，受工伤的工人想得到赔偿就只能打官司，并且在法律诉讼的过程中尽可能证明老板是错的、有责任的。而社会保险无所谓对错和责任，它是一个基于概率的理性计算。某一时间段之内某一个行业发生工伤的概率是多少，我作为一个社保基金需要收多少保费、给多少赔偿，才能维持基本的收支平衡。
我觉得很有启发的一点就在于，德菲从治理术的角度来看社保的问题，而不是所谓权利。他甚至指出，治理术的角度和权利的角度可以是相对立的。这个跟我在中国观察到的情况很一致。让我觉得有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个体系最后还是由国家“接盘”来做了。德菲并没有说得很明白。是因为国家更有信誉，更擅长理性的计算，具有更多的apparatus来帮助它完成这些计算，或者说是因为工人群体的互助主义组织抗风险能力太差，太容易破产？当然我这里面说到的解释都是“优胜劣汰”的解释。经济学研究可能可以给出一个回答。也可以有历史的解释。（那就变成纯描述了。）
我本来是觉得这个东西随便改改就能出手。现在看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其实写论文最关键的是“前面”的部分。就是你确定好提问的方式和要“踩上去”的理论，然后想好故事怎么说。如果前面的部分搞对了，后面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一点一点调，都是调得过来的。但如果前面那个不成立。后面就事半功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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